追光文学巨匠·纪念周立波诞辰115周年！9月27日，《光明日报》刊发《周立波：将“土香土色”捡拾起来》，详情请看↓↓↓
周立波与农民的深入交往让他积累了大量生活素材，这使他笔下的人物鲜活而生动，故事饱满而感人。图为周立波与农民在热切交谈。资料图片
周立波《山乡巨变》的发生地——湖南省益阳市谢林港镇清溪村里，清溪广场上的雕塑作品，再现周立波深入生活场景。新华社记者 陈振海摄
如今的湖南益阳清溪村，荷塘、稻田之间新建了许多作家书屋。周立波故居就坐落在山林与荷塘之间。稻田上空有无人机观测，农业科学技术人员在室内操控，曾经的农民变成农业工人，作业之余在高架桥底下聊天。周立波小说《山乡巨变》中的想象变成现实，而清溪村的“新山乡巨变”只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缩影。
周立波是现当代乡土文学的重要作家，他的两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都是红色经典的代表。周立波在社会主义新文学思潮中勇立潮头，进行着文艺形式的探索和文学观点的创新。他的写作特点是扎根土地，深入群众，沉浸式地与农民和工人同生活、同劳动，把自己当成其中的一员。周立波是新时代书写“新山乡巨变”的精神性象征。
周立波的两部写乡村的长篇小说，都是从农民与土地的实际生活中提炼而来的。《暴风骤雨》写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领导的东北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塑造了郭全海、老田头等人物形象。《山乡巨变》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湖南益阳清溪村为典型，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塑造了亭面糊、邓秀梅、王菊生等性格各异的人物。
1946年，时年39岁的周立波随部队到东北参加土地改革，亲历火热的土改运动，并任黑龙江省珠河县元宝区区委书记。1947年，调松江省委宣传部（现属黑龙江省）负责《松江农民报》，他把土改运动中的经验和教训用文学的方式反映出来，完成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小说围绕土改工作组与地主汉奸韩老六的矛盾斗争展开。《暴风骤雨》上部写了打倒韩老六分财产，小说在表现农民享受胜利果实时喜悦又辛酸的情景令人印象深刻。元茂屯的穷人分到了被褥、粮食、牲口等；张景祥分到一双太阳牌长筒胶皮靴，专拣泥洼子去踩；花永喜分到一件女式皮大氅，众人帮他出主意娶个媳妇。《暴风骤雨》下部写工作组组织农民搞大生产，在大生产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缺少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工具、牲口等。东北土地改革运动是当时的样板，后来在全国推行。周立波去元宝区参加土改一开始没有文学创作动机，他同工作组成员一起深入村屯和农户，在很短时间学会方言土语。他同农民群众建立了亲密的感情，房间里常常挤满了穿着靰鞡鞋的农民积极分子和村屯干部，有的来谈问题，有的纯粹来唠嗑。这些都成为他小说的素材。小说写成后连载于《东北日报》，1948年在东北书店出版后影响巨大，当时许多土改工作队员人手一册，以之作为教材。
《山乡巨变》分上下篇。上篇主要体现互助组升为初级社时农民艰难的思想转变过程，下篇为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的曲折历程。《山乡巨变》中的“巨变”，最大的变化是人的思想、精神和认知。农民由过去零散的个体劳动变为规模性的集体劳动，这种改变超出了农民的认知。驻乡干部也是边干边学习，与农民一同成长。小说中写到乡干部邓秀梅到清溪村后第一次开会传达报告时很紧张，“脚杆子有些发颤，眼前也好像蒙了一层薄雾”。她照本宣科，讲得“干枯而不连贯”。这位年轻乡干部的任务是要把农民刚分到手的土地和农具归为集体管理。面对少数几位顽固派，她经过锻炼也变得很老练了。秋丝瓜不愿意入社的原因是家里喂了四十来只鸡、三只大白鹅、两头壮猪、一头黄牯。邓秀梅坐在门口的竹椅上“暂且不说入社的事”，她先是聊天，然后抓住秋丝瓜善于算账的性格，给他拿来算盘算了一通账。而针对作田能手菊咬筋，她与工作组则通过一场竞赛来劝说他入社。农民的观念意识的巨变还包括妇女面貌的改变，“妇女能顶半边天”，女性的劳动美和健康美形成一种新的美学风尚。
周立波曾在文化部门、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任职，但他在北京的时间短暂而匆忙。1955年10月，周立波全家迁入湖南，他先后在桃花仑乡竹山湾、瓦窑村，以及大海塘乡等地任所在乡的副书记等职。在农村里的生活和工作期间，农民群众成为他的知心朋友。人们信任他，甚至两口子吵架也找他公断是非。《山乡巨变》中的很多人物都能找到生活原型，并融入自己的艺术创造。周立波在北京期间创作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铁水奔流》也是深入工厂车间，与工人同劳动的成果。从1951年2月开始，他3次深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体验，进一步探索高炉的大修，走访工人家庭与工人们聊天。写完第4稿时又开座谈会，听取工人的意见，前后共修改了6遍。小说并没取得预期效果，18万字，人物多达40多个，评论家评价“缺乏生动性与深刻性”，周立波对此作过深刻反思，他写《山乡巨变》时从中吸取了教训。
周立波早期抛弃了父辈给他取的“绍仪”“凤翔”等带有美好愿望的名字，崇尚自由，改为“立波”（取“自由”英文单词Liberty的谐音）。他在上海从亭子间到劳动大学，还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学生，因参加爱国被关进监狱，从此人生观出现重大转变。1934年加入左翼文学联盟，成为地下党员后，他将目光下沉到民间。
到达延安后，经过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尤其是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洗礼，周立波的思想再次升华。召开座谈会之前，把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找来谈话，一批一批地谈。周立波同何其芳、严文井、曹葆华、姚时晓等来到杨家岭山岗上，在会客室接待了他们。中午他们一行人又同一起吃饭，一边喝酒一边聊文艺。1942年5月，周立波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现场聆听了在会上的讲话。他深刻领会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基本精神，付诸文学实践，创作出一系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
他也开创了新的写作范式和美学范式。人物的新气象、新做派，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在社会变革中，农民没办法做到自发的改造和提升。因此，小说开头一般都是干部深入基层，对农民提出新的规范，同时又因农民朴素的世界观改变了干部过去高高在上、不接地气的习惯。周立波是将“美学的”和“历史的”文学标准结合得比较好的作家。他如实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情感，突破观念先行的安排人物模式。如《山乡巨变》中的两个人物陈先晋、王菊生都是落后农民的代表，但周立波并没有将二人脸谱化，而是深刻地理解和同情旧式农民对土地的眷念所反映出来的执念。
周立波的写作观对后世作家影响深远，尤其是对湖南文学的影响巨大。20世纪80年代“文学湘军”的崛起与周立波回湘有直接的关联。《四大作家返湘记》记载，周立波回湖南源于与他的一次谈话。说：“湖南文坛时下很不景气，没有一个扛大旗的作家，湖南那么多名家为啥不回去几个，把湖南撑起来？”周立波回湘后，又把康濯、蒋牧良、柯蓝等作家邀请回来。1962年，与康濯、柯蓝等10位作家联名发表《立即行动起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倡议书。周立波把自己的经验概括为“经、练、阅”三字奉赠给湖南文学青年。他在1958年和1962年连任湖南省文联主席后，强调文联的中心任务是“出作品、出人才”。当时湖南省文联机关在长沙市司马里王家菜园二号。聚集在周立波周围的年轻人自作聪明，只在工厂采访一次就敢写工厂题材。周立波严肃批评他们，“你不熟悉，写不像的”，并将他们赶出“菜园”，到广阔的天地“觅食”。知识分子深入民间，给劳动人民带去先进理念，自身也接受了劳动人民的影响，达到互为提升的效果。周立波扎根人民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在湖南作家群体中得以传承和弘扬。
周立波的文艺理论形成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左翼时期，周立波受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的影响，重视文学与哲学、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关注文学形象化地反映社会生活的问题。他从果戈理、高尔基、托尔斯泰等作家的文艺观点中受到启发，结合中国自身的文艺现实进行思考，重视文学与时代精神、文学与现实等重大理论问题。巴尔扎克的“在现实中不断地观察中所练就的文学眼光”的理论也为他后来文学实践所应用。第二阶段为延安时期，他意识到“要突破知识分子啾啾唧唧，吹起响亮的军号”，把农民、工人、士兵都介绍到文学里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他的影响很大，更坚定了他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决心。第三阶段是出国访问时跟外国作家和理论家的交谈。1956年同巴金应邀去柏林参加民主德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与其他几个国家作家的观点碰撞，萌生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创新意识。周立波两次到苏联。一次是作为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的文学顾问和编剧，在苏联完成后期制作。一次是应苏联作家协会邀请访问苏联，并再次与西蒙诺夫等老友相见，交流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与管理的问题。巴甫连柯谈到文学中的琐碎细节要不要写的问题，爱伦堡谈到“作家不能作为旁观者去看看生活，而是要参加到生活中去”。波列夫希望看到中国作家多写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周立波创作《山乡巨变》时对这些观点都有所吸收。
周立波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使他将本土经验与世界视野进行相对有效结合，因此也拥有深刻而灵动的评论。这一特征在其鲁艺讲课时就被集中反映出来。例如他评价蒙田“专心于观察和思想，献身于忙碌的安闲”。他在《〈暴风骤雨〉是怎样写的》中强调作家要警惕“三不够”，即气不够、材料不够、语言不够，尤其要重视语言。他注重作品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一个好作品也要考究其情节是不是合理，他认为“奇特的情节不仅不容易普遍，而且不容易逼真”。他尊重作家的艺术个性，对有个性的作家不吝赞美，例如他很欣赏端木蕻良描写“大自然寥落的风响”和“荒野里古人的遗迹”的艺术魅力。他反思有的作家“容易为异国情调所迷误，看不起土香土色的东西”。他自己则把“土香土色”捡拾起来，灌注在《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之中，取得艺术上的创新和突破。
1952年4月20日，刊发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的写作经过》：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建筑材料，写农民对话而不用农民的语言，写出来一定不像。农民语言的特点是形象化，生动简练，这是从他们丰富的生产知识和斗争知识里头提炼出来的。他们的话，真是虎虎有生气。举几个例子，作个比较吧：知识分子腔：“看那人光在家里陪着妻子。”农民说：“那家伙老是守着娘娘庙。”比如说，家里穷得没有饭吃，农民说：“锅盖总是长在锅沿上。”家里没有地，他们就说：“我家开门就是人家的地方。”从这几个例子，就能够准确的看出农民的语言和长久的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的语言相比，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语汇方面，是好得多。
1958年3月9日，刊发简讯《周立波回故乡落户》：周立波在今年1月回到他的故乡湖南益阳县农村以后，立即参加农业劳动。他虽然五十多岁了，身体又不好，可是劳动热情很高。他和群众一起，冒着寒风雨雪挑塘泥、修水利，还买了一头架子猪喂养。群众都很高兴同他往来。在这次下乡以前，他曾经在益阳县做过一年多的党的基层工作，和周围农民群众的关系很好。他曾从那里汲取了创作源泉，写成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
1959年8月26日，刊发周立波的《谈创作》：文学创作主要靠实践，比方学游泳的人，如果不跳进水里，练习手脚，专门看游泳的书籍，就是读了一肚子的书，一旦下水，也可能喝一肚子的水。从事创作的人最重要的条件是要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对于人的广泛和深刻的观察，然后是动手多练笔。别人写的书，只能借鉴；别人的经验，也只能作个参考。
1977年11月12日，刊发周立波的《熟悉人是第一位的工作》：在我们的社会里，要熟悉人，最好是和他们并肩战斗，共同工作。我在东北参加土改期间，天天和农民在一起。每天早晨，我还睡在炕上，农民们就挤满一屋。他们有的是来谈问题的，有的光是来看看的。这样的接近使我最自然也最方便地了解了他们的性格、心理、行动、习惯和语言。这是我深入生活，收获较多的一个时期。
1984年11月3日，刊发张贻芳的《人天两隔忆当年——记与周立波同志相处的日子》：周老轻轻推开房门来到我们面前，使我惊诧不已。在我的想象中，他该是一位身材伟岸、气势恢宏的人，其实不然，他高高的个子，由于消瘦，颧骨显得略高，面孔苍白，两鬓斑斑，目光炯炯有神，脸上带着谦和的微笑。他说一口浓重口音的湖南话，慢慢地、轻轻地，使人觉得他那么平易近人，那么谦虚可亲。我真有些不敢相信，描述我国土改斗争那天翻地覆、波澜壮阔画卷的《暴风骤雨》，竟会出自这样一位文弱书生之手。
2018年11月30日，刊发孟繁华的《周立波：“伟大的艺术家是时代的触须”》：周立波的创作，既不是走赵树理及“山药蛋”派作家的纯粹“本土化”，在内容和形式上完全认同于“老百姓”口味的道路，也区别于柳青及“陕西派”作家以理想主义的方式，努力塑造和描写新人新事的道路。他是在赵树理和柳青之间寻找到“第三条道路”，即在努力反映农村里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出现重大转变的同时，也注重对地域风俗风情、山光水色的描绘，注重对日常生活画卷的着意状写，注重对真实的生活人物的真实刻画。也正因为如此，周立波成为现代“乡土文学”和当代“农村题材”之间的一个作家。
2022年8月2日，刊发消息《中国作协启动两大文学计划助推新时代文学繁荣发展》：湖南益阳是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故乡，也是其长篇小说《山乡巨变》的创作背景地。8月1日，“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在益阳清溪村启动。这是一项长期开展的文学行动，作品体裁须为原创长篇小说，内容主要展现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在经济、生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
2022年8月31日，刊发李晓君的文章《在周立波的故乡感悟文学的力量》：真正富有历史感和生活质感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作品，一定是作家深深扎根，与写作对象化为一片的结果。今天中国山乡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为写作提供了无限可能。但这样的变化，光靠作家打捞既有经验是没办法真正把握的。要写出像《山乡巨变》这样“既具有社会普遍性，又是个人情感的表露”的文学作品，还得像周立波一样回到乡村，这样才可以书写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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